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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第1689期
新四军作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自它成立之初,就把文化工作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军队,它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北伐时期的大革命精神、红军创立根据地的精神,同时,它也开启了抗日救亡的精神。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新四军可谓是这种文化建军的表率之一。在全民族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之下,为进一步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新四军军部经过研究,决定招收一批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组成“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的人员组成及组织结构
初创时期,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大多数是从江、浙、沪以及武汉、南昌、延安等地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也有一些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以及知名的文化工作者;较为醒目的是服务团中还吸收了一批从南洋各地归国的青年华侨;此外也有部分进步的青年工人加入。
服务团的领导机构刚开始十分简单,只有三人,分别是团长朱克靖、副团长吴仲超以及秘书长白丁。另外有两个秘书:胡明和杜宣,胡明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杜宣负责文艺宣传工作。服务团的团员在生活行政上分为三个大队,分别是男生队(队长吴福海)、女生队(队长杨瑞年)和儿童队(队长明仁宗);在业务工作上则分为戏剧组、舞蹈组、美术组(绘画组)、歌咏组、民运组。其中戏剧组的人数最多,组长是李增援,成员有张茜、林琳、王于畊、万元鹏、夏时、肖家亚、周纫蕙、杨瑞年、纪白薇等;美术组的人数则较少,组长是日本留学归来的梁世勋,成员有丁汀、涂克等人。舞蹈组的顶梁柱则是中国现代舞艺术开创者之一的吴晓邦。而歌咏组和民运组在当时其实并没有专门的分组,而是由其他各组的成员兼任。
展开剩余91%战地服务团在云岭的文化活动
战地服务团从1938年8月2日进驻云岭,至1940年4月大部移驻溧阳水西村止,在云岭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云岭时期,是战地服务团最鼎盛的时期,人数最多时达 400余人。
编排戏剧。刚进驻云岭不久,服务团就特地在军部礼堂搭建了一个固定的舞台,并置办了一些舞台道具和硬景片。1938年的“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会、“九·一八”纪念大会、新四军成立一周年大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等纪念活动,服务团都安排了戏剧演出。其中在10月19日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上,服务团特地编演了由田汉编剧的《阿Q正传》以纪念鲁迅先生,由吴强演阿 Q,张茜演吴妈,这也是服务团第一次演出这种大戏,轰动一时,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11月,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身份来到云岭,军部为其举办了欢迎晚会,并安排服务团表演节目。但当时并没有适合外国人观看的戏剧,戏剧组组长李增援和戏剧组的同志商量后,决定现编一个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史沫特菜”这一角色就由周纫蕙扮演。周纫蕙个子比较高,又是大学生,气质方面比较像,一出场,台上台下都笑了起来。史沫特莱来服务团参观时,朱克靖又特地安排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王于畊、周纫蕙和其谈话,史沫特莱见到她们时显得异常兴奋,又是亲吻又是拥抱,还激动喊着:“噢!中国女兵!”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云岭视察工作。期间正值新四军召开第一次全军政工会议,会场就设在服务团的驻地新村。会后,周恩来视察了服务团各组的工作,晚上就安排在服务团的俱乐部观看演出。演出前,周恩来提出要看服务团自己创作的戏,于是服务团就演出了《春耕曲》《人财两空》《母亲》三个独幕剧,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赞扬。《人财两空》是王于畊在李增援的帮助下执笔写的第一个剧本。内容讲的是一个吝啬的财主既不愿出钱支援抗战,也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去参军,最后日本人来了,抢了他的财产,杀了他的女儿,落得个人财两空。剧中的财主由李增援扮演,女儿由张茜扮演,王于畊负责幕后提词。《母亲》则是王于畊根据在外工作时收集到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改编而成的。讲的是一户人家,女儿当了汉奸,被丈夫发现后告诉了丈母娘,母亲劝说女儿无效后,一怒之下,大义灭亲,向新四军揭发了自己的女儿。剧中的母亲由林琳扮演,女儿由周纫蕙扮演。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到后台来看望负责幕后工作的人员时,刚由教导总队分到服务团工作的焦恭真拿出了一块演戏用的白色丝绸布,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接过绸布后,并没有直接签名,而是说:“这么好的一大块丝绢,我不能一个人签,让我带回去多找几个人给你签行吗?”,焦恭真高兴地当即跳了起来,连身说谢谢主席。过几天后,周恩来果然托人将这块布送过来了,焦恭真一看,上面不仅有周恩来的题词“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还有陈毅、周子昆、薛暮桥、沈西蒙、何士德、史沫特菜、余立金等人的题词。得到这块写满题词的珍贵的绸布后,焦恭真老人一直收藏至今。
1939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军部领导人对此很重视,由军部秘书长、抗敌剧社社长李一氓直接领导这次的演出活动,服务团决定演出由夏衍于1938年秋完成的四幕大戏《一年间》。《一年间》故事讲的是清末举人、开明士绅刘爱庐一家人在 1937年到 1938 年抗战一年中各自在思想上的变化以及矛盾冲突。此剧由吴强导演,邵惟协助,李增援任舞台监督。在演员角色方面,全剧的主心骨“刘爱庐”一角由邵惟担任,刘爱庐的儿子、飞行员刘瑞春由参谋处调来的高歌扮演,瑞春的姐姐瑞秋由康宁扮演,瑞春的新媳妇艾珍则由张茜扮演,其余角色中,林琳演思想比较固执守旧的姑妈刘绣,田荒演绣笙的儿子赵澍(小名阿惟),常竹铭演进步女青年喻志华。
据服务团的老团员林琳回忆,这出戏的演出十分降重,从服装、道具到舞台布景等都十分严格,刘爱庐穿的皮袍子、水烟袋、铜手炉乃至红木的家具都是从当地的一些地主士绅家中借来的。当然演员演得也十分卖力,有一出是瑞春的新婚之夜,突然传来了空袭警报,需要熄灭洞房内的蜡烛,但固执守旧的老太太刘绣笙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拼命地去阻止。就是这一动作,绣笙的扮演者林琳翻来覆去不知排了多少遍才达到邵惟的要求。正因为此,这部剧一连演了好几场,受到了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政治部下属的宜教部召开座谈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对演出和剧本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从1939年的春天开始,到年底,日军接连对新四军三支队驻地繁昌发起了五次进攻都被谭震林领导的三支队一一击退,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为庆祝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服务团决定写一部三幕大戏《繁昌之战》,由吴强、李增援、王于畊三人集体执笔,集中表现我军的英勇抗战的精神、与顽固分子的坚决斗争情况以及鱼水一家亲的军民关系。这出戏在 1940年的元旦晚会上正式演出,以后又去繁昌前线三支队的驻地进行慰问演出,接连演了七、八场,轰动一时。演出归来后,军政治部召开了座谈会,袁国平主任作了题为《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的总结报告,肯定了服务团戏剧工作的写作方向和主题,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主要是对部队战斗生活的不熟,要求服务团员尽可能多地深入部队,了解部队战士的生活,给服务团的戏剧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0年,“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上演出的《大时代的女性》是服务团创作并演出的又一部大戏。这部戏仍由服务团的才女王于畊执笔,内容反映的是几个进步女青年离家出走,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在写作剧本前,王于畊特地召集了十几个女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各自谈谈自己参加抗日的故事,她们当中有的是富家小姐,从家里偷偷跑出来抗日的,有的是以前就做过救亡工作,还有的是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和宣传教育后,毅然参加革命的。王于畊就从这些真实的事件中汲取灵感,写出了这部剧。剧本写出后,仍由邵惟导演,李增援也一直在旁协助工作,主要演员有林琳、张茜、常竹铭、康宁等。这出戏在妇女节当天上演后,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军部领导人及朱克靖团长也到后台赞扬这出戏演得很好,很切合这个时代的进步女性,对唤起更多的女性觉醒,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最后一计》《魔窟》《三家好》《兄妹开荒》《家破人亡》等剧也是服务团常演的剧本,其中《魔窟》中张茜扮演的“小白菜”一角更是深入人心,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叫张茜就直接称“小白菜”。服务团还根据报刊上一则反映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报道,编过一出戏《兄妹》,讲的是哥哥参军来到了中国战场后,妹也被应征做慰安妇来到中国的故事。此外,服务团也演出过苏联戏《第四十一》《激变》等。
到部队和抗属家中进行慰问演出,是服务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戏剧组经常与服务团其他组的同志组成演出队到部队或抗属家中进行慰问演出。
1938年11月下旬,军部决定派战地服务团去前方二支队粟裕部队进行慰问演出,由朱克靖带队,政治部的吴强也一同随行协助工作。接到命令后,朱克靖立即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演出队,当天下午就出发了。二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狸头桥,离云岭军部有 1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多是山路,服务团员大多数又是女同志,足足走了两天才到达。由于当时天又下着雨,山路特别不好走,又硬又滑,服务团有个女团员吕畴,一路上不停地摔跤打滚,大家都哈哈大笑,她自己也笑了,还因此得了个外号“小皮球”。到了二支队的驻地,由于雨一直不停地下,没办法演戏。粟裕特别接见了这些服务团团员,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团员们听到粟裕的鼓励,连着两日来行军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心情都十分激动。
这年秋冬之际,朱克靖再次率服务团到前方的三支队驻地附近进行慰问演出。由于在服务团到达的前几天,这里刚发生了空袭,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服务团到达的第二天,朱克靖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防空常识的宣传,李增援就提议演一出活报剧,内容是一位小学女教员向老百姓宣传防空知识,告诉老百姓空袭并不可怕,只要学会这些防空知识就能避免灾难,并鼓励大家齐聚一心,打跑鬼子,安享太平。由于是临时决定演出的,没有时间准备剧本,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自己想台词,边想边排。剧中的女教师由邓洁扮演,戏排好后第二天就上演了,看了这出戏之后,当地老百姓才知道原来空袭也是可以躲避的。此外,服务团还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扬中县慰问江抗部队,之后,又渡过长江到达江都大桥、吴家桥等地慰问梅嘉生的部队。
除了到部队驻地附近进行慰问演出,服务团也会安排人员到抗日军属的家中进行慰问演出。1940年春节前,朱克靖率服务团部分成员随军政治部民运部,到茂林地区开展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工作。由于茂林地区属国民党管辖,不取得他们的许可,工作便无法顺利开展。于是,慰问人员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由于品带领,找乡长、保长等进行思想动员,一路则由朱克靖带领,拜访当地圣公会会长陆绍泉以及镇长、开明士绅等,明抗日的大局,慰问抗属的意义,并发动他们捐献粮草,使抗属安度新年。做好动员工作后,便在茂林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慰问大会。在会上,朱克靖作了生动有力地发言,随后,服务团演出了《送郎上前线》《放下你的鞭子》《一条扁担换一条枪》《韦岗处女战》等抗日短剧,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反响很好。
写宣传标语、画宣传画。面向文化程度不同的战士与民众传播新闻、开展教育,出版画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新四军的艺术家们创作了众多的宣传画,用木刻、漫画、水彩画、油画等形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新四军的战绩以及军民合作的场面画在墙上,刻在纸上,直接以画面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随部队行军时,服务团绘画组的同志经常边行军边作画、写标语。部队走到哪里,宣传画就画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到了驻地后,更是经常举行流动画展,配合大幅的宜传标语,与戏剧组、民运组的同志深入到部队或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此外,每逢有盛大节日或庆祝活动时,绘画组的同志也会将许多宜传画和标语布置在会场周围,配合着演讲、戏剧、歌舞等演出活动,达到的宣传效果往往会更好。
为更好地配合政治宣传任务的需要,1938年10月,绘画组创办了一份《老百姓》画刊,每两周定期出刊一次。报头设计在左上角,以“老百姓”三个大字为主体,周围绘制一些装饰图案,下书一行小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编绘”。画刊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绘制一些以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积极参军等为主题的宣传画,表现形式有木刻、漫画、连环画等。由于当时印刷条件简陋,没办法制版印刷,绘画组的同志只能根据每期的宣传中心,分工合作,用黑墨勾线着色画成一幅幅16 开大小的画,一稿复制多份以后再集中编排,分成多份分别贴到一块大的布或蜡纸上,张贴于驻地和云岭的集镇周围。碰到有老百姓围观时,绘画组的同志还会向这些围观群众解释作画的方式和内容以便老白姓能够更好地理解画的内容。后来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和《抗敌画报》出版时,绘画组的同志也会定期向这两份报刊提供画稿。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采访时,曾多次到服务团绘画组参观。有一次史沫特莱找到绘画组的沈柔坚,提议由沈创作一幅揭露日军的暴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及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主题的画作,并由她代赠给国际红十字会。原来因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关系,国际红十字会曾在医疗器械和药品方面对新四军进行过援助。得知这一层关系后,沈柔坚经过反复地琢磨,构思并绘制出了这幅长约2.5米,宽约1.5米的画,取名为《为了正义》。
由于鲁迅等人对木刻艺术的大力倡导,抗战时期,木刻艺术的创作逐渐活跃。1939年《新四军军歌》写成之后,在李一氓的提议和指导下,绘画组的沈柔坚、卢芒、孙从耳三人合作,创作了《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约35幅。作品完成后,按照李一氓的要求又手拓了 100份,在全组同志的合作下,用深棕色的书皮纸作封面,用黑丝带作“蝴蝶装”并由李一氓亲自题词,装订成100册,并送到国内外进行宣传。
唱歌。唱歌是战地服务团人人都会的一项技能,但歌咏组却是全团人数最少的一个组,只有沈亚威一人任副组长,1939年从教导队的文化队毕业后,又回歌咏组任组长,负责教全团同志唱歌,并在表演中担任指挥。有时,教导队的何士德也会来服务团指挥大家唱歌。歌咏组的成员则分布在服务团各组中,每逢需要演唱歌曲时,就将人员从各个组中抽调出来,进行集中训练后,再登台表演。
每逢军部有重大纪念活动,安排文艺演出前,都先由服务团的同志来首歌曲大合唱。此外,每次服务团的团员到部队或群众中进行慰问演出或抗日宣传时,也都会来段歌舞演出。同时服务团的团员还会经常下到连队中教战士唱歌,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鼓舞他们的作战士气。到群众中进行抗战动员时,服务团的团员也会经常教老百姓唱一些抗战歌曲或田间劳作时的小调。对于歌唱组所取得的成绩,英国记者杰·布鲁斯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活动。这种宣传教育的工作,当然是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战地有很多过去的旧式女子,以及小孩,现在差不多都能唱歌……那时,服务团经常唱的歌曲有舒模的《军民合作》、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九一八小调》、何士德的《挖战壕》《反扫荡》《繁昌之战》《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周巍峙的《国共合作进行曲》等。
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的文艺作品。新四军在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的同时,非常重视音乐创作。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就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先由陈毅草拟歌词,叶挺、项英参与讨论定稿,由何士德作曲。《新四军军歌》诞生后,就成了每次演出前必唱的节目。此外,由原服务团团员陈惠作词,何士德作曲的《青年之歌》也是服务团常唱的曲目之一。
创作于1939年4月的《战地服务之歌》,则是服务团最引以为傲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战地服务团的团歌,由教导队的何士德谱曲,词作者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详细的资料考证,已无法找出,只知道是服务团的某个团员。歌词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主要描写了服务团的主要工作“用戏剧、歌咏、漫画来宣传、鼓动、组织、武装群众”;第二段是鼓励所有的中国人民,要团结一心、保家卫国,连续两遍强调“要活下去,只有打下去”;第三段则高声呼喊着我们的最终目标“消灭法西斯的强盗,建立起世界和平”。整首歌曲都充满感情,慷慨激昂,生动体现了服务团员们生机蓬勃、充满活力、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舞蹈、演讲等其他文化活动。舞蹈家吴晓邦虽然很快就离开了战地服务团,但是却教会了服务团儿童队的一群小战士跳舞。《游击队之歌》《钉铃》《打网球》《红小兵》《锤子镰刀》等都是儿童队常跳的舞蹈。尤其是《游击队之歌》,自从吴晓邦在南昌的首次演出大获成功后,就将这支舞教给了儿童队的队员,后来儿童队每次演出这支舞,也都受到热烈欢迎。《钉铃》舞也相当精彩,表演时每个儿童队员都会在脚上系上铃铛,一跳铃铛就钉铃作响,再加上口琴伴奏,显得每个儿童队的小队员都很活泼可爱、朝气蓬勃。《打网球》反映的则是新四军战士参加体育锻炼时的场景。另外,表现新四军小战士在上课、出操、演戏、唱歌、跳舞时愉快心情的《红小兵》和反映工人、农民劳动时的激情和喜悦的《锤子镰刀》,也很受欢迎。儿童队的舞蹈时间都不长,短的三、四分钟,长的也就五、六分钟,但每个节目都很精彩,观众们常常被这些这么小就出来抗日,却仍保持着天真活泼的儿童天性的小战士所感动。每次表演完,都会有群众围着这群小战士嘘寒问暖,也有好奇地小朋友过来问这问那。每当这时候,就是儿童队员们最骄傲、自豪的时刻。
除了儿童队表演的舞蹈外,服务团其他组的团员也会排演舞蹈节目,这些舞蹈大多是根据民间特色舞蹈如秧歌舞等进行改编而成的,反映的主题也大多是抗日或工人、农民劳作的场景。纪白薇、李采芝等四人就曾在军部大礼堂表演过反映农民插秧劳作的舞蹈《插秧舞》,叶挺还给她们四人照了像,照片仍保留至今。1939年11月,随叶挺到江北开展工作的服务团三队回到云岭驻地时,也根据江北当地青年妇女劳动的情况,编了一支《农村舞》。
在抗战早期,服务团的同志还会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有时也会随着民运组到农村组织集会,将农民集中到村子里的某片空地,宣讲抗战爱国,积极参军的道理,并向这些农民解释新四军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以争取他们对新四军的支持和拥护。此外,战地服务团还组织过大游行。1938年10月10日“双十节”,战地服务团就组织了一次大游行,由军部驻地附近几个村子的男女农民和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参加,以纪念1911年10月10日发动的辛亥革命。游行队伍一路高唱着抗战歌曲,高呼着“抗战到底”“减租减息”等口号,情绪十分激昂。这种游行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抗日热情的同时,对密切军民关系也有重要作用。
战地服务团以戏剧、美术、音乐、文学、讲演等文艺形式为武器,为国为民,忘我战斗。战地服务团在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军师首长和政治机关的关怀领导下,是一支红专相融、文武兼优的过硬文艺新军。它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提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以及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与建设,以至建国后我国我军文艺工作的兴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战地服务团在云岭的宝贵经验
战地服务团在云岭的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文化建设必须善待、善用知识分子。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初创时期,知识分子异常缺乏,文化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新四军注意做到团结他们,尊重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及时予以表彰。服务团的团员大多是青年学生或者文化名人,当中还有许多出生于地主或资本家等富裕家庭的公子小姐,他们大多生活条件比较好,没有吃过什么苦。军部的领导人怕他们过不惯部队的艰苦生活,给他们的生活津贴要比一般的战士高许多。当时军部实际工作的负责人周子昆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提到,规定给服务团的成员每人每月的待遇是10元。后来由于新四军的经费十分紧张,加之许多团员的拒绝,实际发给的是每人每月3元。尽管薪水缩减了,但在新四军中,当时也是比较高的待遇了。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位,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15元,可以算得上是优厚待遇了。
2、文化建设必须把时代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始终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关注根据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群众文化的底蕴及其承受能力,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量关注百姓的作品。在具体方法上,新四军充分发掘和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同时渗透抗日的内容,把民族文化形式与抗击日本侵略有机结合起来,把驱除日本出中国的主张通过人民熟悉的艺术形式渗透到人民内心深处,以此焕发出他们参与战争、支援战争的热情与动力。
3、文化建设内容必须注重多样化,具有雅俗共赏特色。新四军在文化创作方面采取就地取材,写根据地的人和事,同时把民间流传的花鼓、湖船、小放牛、大补缸、等艺术形式和民间歌谣挖掘出来,编填新词,运用当地方言演唱,用以宣传抗日道理,表扬新人新事。这种做法使群众一看即懂,一听就会,因而很快就能流传开来。新四军文化工作突出群众性。新四军文化是群众的文化,一切为人民服务,尽一切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文化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提高识字率;通过文艺,提高群众的业余生活,增添群众的乐趣;通过文化工作,号召群众积极支持抗日、参与抗日。新四军文化工作贴近群众,文学艺术作品通俗易懂,一些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为解放后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广德市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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